论中国道路及其本源意义(一)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发布时间:2020-06-22

  [摘要]理清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及其政治意义、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就必须深入学理层次进行研究。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出一个全新的判断,即对道路的探寻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根本主线。其次,运用“定性—定位—定标—定法—定力”的分析框架,揭示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及其生成机制。最后,从学理上提出一个全新的论断,即中国道路具有本源意义,并对这一本源意义进行全方位的揭示:近代以降,中国的根本问题是针对“中国向何处去”而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逻辑,其核心是围绕中国道路这一主线展开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逻辑、新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其底色和本质是追寻正确的中国道路;改革开放历史发展的逻辑,从根本上就是探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正确道路的逻辑;中国道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具有历史性贡献、引导性贡献、发展性贡献、文明性贡献和理论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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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界、理论界对中国道路问题较为关注,时常把中国道路看作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然而,由于人们多把中国道路仅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学术问题,还没有从学理上加以深入理解和阐释,致使中国道路成为人们熟知并非真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类问题。在把中国道路首先看作是政治问题的前提下,如何把中国道路也看作是一个学术问题,进而把中国道路由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如何从学理上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及其意义?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未真正解决好这些问题,因而还没有从学理上对中国道路作出一个精准、精炼、彻底、合乎逻辑且令人信服的阐释,更没有认识到中国道路所具有的本源意义。本文认为,把中国道路看作一个学术问题,进而从学理上加以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从外延上拓宽中国道路问题研究的学术空间,而且有助于从根本上深刻认识到中国道路所具有的本源意义。

  一、对“道路”的探寻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根本主线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史?答案种种,然而还没有哪一本著述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根本上明确看作是对道路问题探寻的历史。

  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对未来理想目标的设想没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二是它关于未来理想目标的实现较为注重人的理性、改良、道德教育、宣传舆论、天才人物的作用,没有真正找到切实可行的科学道路。于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道路问题就成为需要后人继续深入探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变革主要体现在道路问题上。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把对未来理想社会之理想目标的设想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这一现实就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解,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把握;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根本路径,这就是《共产党宣言》所确立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进而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其核心就是致力于探寻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

  马克思晚年集中思考和研究的是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其实质就是关于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俄国学者正在思考俄国废除奴隶制后向何处去的道路问题。他们对《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尤其是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1881年初,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希望马克思能说明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道路和发展命运的看法。马克思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也着重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进行思考,并作了回应。“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

  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付诸实践,“十月革命”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具体实践。列宁在晚年从实践到理论所探寻的根本主题,就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列宁指出:当时俄国小农经济占优势。要使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他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2}这里所谓的走法,实质上就是道路问题。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具体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及其发展历程上,亦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这一次结合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当时毛泽东和王明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关于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根本问题。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回顾了当时中国是如何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1956年初,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将要确立这一历史时刻,毛泽东把在新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这一问题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最为紧迫的根本问题,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说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3}

  这意味着: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一结合的核心问题,就是应该独立思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这表明我们党在精神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党既反省、反思了一定历史时期对“苏联模式”的照搬,又强调了要破除迷信,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这次结合,毛泽东明确将其称之为第二次结合。毛泽东强调:汲取苏共二十大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此,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4}第二次结合的主要理论成果,根据顾海良教授的研究,一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二是统筹兼顾、注重综合平衡理论;三是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理论。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因为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性质的理解,是关系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

  1978年我国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步伐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次结合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的探究。根据历次党代会的主题,完全可以明确地把这条道路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新就新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是我国由大国向强国实现伟大飞跃的新的历史方位。在这一新时代或新的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具体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与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的历史实践相结合。这次结合具有里程碑意义,其结合之实质和核心就是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实现“强起来”的具体道路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第四部分及其之后的内容主要就是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具体道路的阐述。

  由上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根本上就是对道路问题探寻的历史。(未完待续)

  [本文选自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社科规划办主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作者: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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