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啸聚与魏晋唱和诗的兴盛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20-10-12

 明•文徵明《兰亭修禊图》局部

  唱和诗早在汉代已经出现。《文选》收录的西汉武帝时期李陵和苏武的唱和诗,已被普遍认为是后人的假托之作。目前可靠的早期唱和诗,有东汉后期秦嘉与徐淑的夫妇赠答和蔡邕的《答对元式诗》《答卜元嗣诗》等。魏晋时期的唱和诗蔚然兴起,来自邺下盛行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等文学活动的促进。西晋天下一统,《文心雕龙·才略》说“晋世文苑,足俪邺都”,诗歌唱和再度兴盛,园林台阁成为诗歌唱和的重要场所。魏晋唱和诗具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遵循了同题和同体的创作方式。魏晋唱和诗的兴盛,还促进了总集的产生与复兴。

  魏晋诗歌唱和的风气,得益于和平稳定的环境和各方人才的集聚。邺下时期,北方一统,人才荟萃,铸造了魏晋唱和诗的第一个高峰。建安九年(204),曹操占据了邺城,十三年(208),曹操攻破南方学术中心荆州,将王粲等文人学者会集到邺城。曹植《与杨德祖书》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包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邺城是曹操的基地,天下人才荟萃于兹,使邺城成为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及至西晋太康时期,天下一统,人文鼎盛,又迎来了魏晋唱和诗的第二个高峰。西晋的文学活动发达,有华林园集会、金谷园集会、尚书省诗歌唱和等。晋武帝华林园集会可考的有三次。一是泰始四年(268)二月的华林园宴集赋诗。史载“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园与群臣宴,赋诗观志”(干宝《晋纪》),又说“散骑常侍应贞诗最美”(孙盛《晋阳秋》)。二是太康二年(281)三月上巳祓禊作诗。程咸所作诗的“序”称“平吴后三月三日从华林园作坛宣宫,张朱幕,有诏乃延群臣云云”,诗云“皇帝升龙舟,侍幄十二人”,则参加诗会者有十二人。三是太康六年(285)三月上巳华林园诗会。现存张华《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四章。石崇的金谷园集会也有多次,但以元康六年(296)石崇“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最为著名。当时“送者倾都,帐饮于此”,石崇《金谷诗序》说“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可见参与者众多,又说“遂各赋诗,以叙中怀”,则知主要是诗歌唱和。东晋著名的兰亭集会,正是有意识地模拟金谷集会。《世说新语·品藻》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西晋尚书台诗歌唱和也是突出的现象,现在尚留有尚书郎挚虞、尚书郎傅咸与尚书褚武良、尚书郎李叔龙、尚书郎伏武仲等人的五首赠答诗,属于台阁诗歌唱和的先声。

  魏晋唱和诗具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四言是《诗经》的主要体式,四言诗属于魏晋诗歌的正体,因此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文心雕龙·明诗》亦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但在唱和诗的创作中,魏晋诗人对诗歌体式的选择比较自由。建安时期的王粲《赠蔡子笃诗》《赠士孙文始》《赠文叔良》等为四言诗,而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赠徐干》《赠从弟》等为五言诗,则建安诗人的唱和兼用四言和五言。西晋的傅玄、傅咸父子是儒学世家,参与制礼作乐,傅玄《答程晓诗》有两首,其中四言和五言各一首,而傅咸的《赠郭泰机诗》和《赠何劭王济诗》都是用五言写就,则魏晋诗人在赠答诗上对四言和五言的使用并无轩轾。在赠答的形式中,一般是一诗一赠,也有一诗两赠,如曹植《又赠丁议王粲》、傅咸《赠崔伏二郎》等;一般是一赠一答,也有一赠两答,如卢谌《赠刘琨》,刘琨有《答卢谌》和《重赠卢谌》两首。赠答诗一般是自己创作,但也有代作的情况,如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属于为上司代作,陆机、陆云都有《为顾彦先赠妇》,顾荣本是文学家,毋庸倩笔,陆机、陆云的代作属于游戏之作。

  魏晋唱和诗遵循同题和同体的创作方式。《魏文帝集》说曹丕“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说“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君侯多壮思。文雅纵横飞”,曹丕是邺下文学的实际领袖,促成并引领了诗歌唱和的风气。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往往围绕同一题材进行创作。如饮宴活动的《公宴诗》现存有曹植、王粲、刘桢等作品,游戏活动的《斗鸡诗》现存有曹植、刘桢、应玚等作品,都属于诗人们的同题创作。在同一题材的创作过程中,一般要遵守同一体式的要求,如前述《公宴诗》和《斗鸡诗》都使用了五言体式。同样,在诗歌唱和中,一般要遵守同体的要求,如《文选》“赠答”类的张华《答何劭》和何劭《赠张华》都使用五言体式,又如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为四言体式,陆机《答贾谧》说“鲁公赠诗一篇,作此诗答之云尔”,也采取四言体式。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如卢谌赠刘琨以四言诗,刘琨答以四言诗,又重答以五言诗。

  魏晋唱和诗促进了总集的产生和复兴。邺下时期的诗歌唱和,促进了总集的产生。曹丕写信给吴质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又说“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曹丕由于怀念邺下的文学活动,将旧日游园、公宴、斗鸡等诗歌汇聚起来,便成了最早的单一文体总集了。根据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推测,当时的总集或名为《邺中集》。邺下诗歌的汇集,是由文学活动促成的,不同于西汉刘歆《七略》“诗赋略”的图书编纂活动,因此可以说《邺中集》是文学总集的肇端。随着邺下文学活动的沉寂,总集的发展也一度陷于停滞。西晋初年文学集会的繁荣促进了总集的复兴。元康六年,石崇举办了金谷园诗会,并编成《金谷集》(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时说“[苏]绍有诗在《金谷集》”),《序》中说“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则《金谷集》的编纂不仅有名传后世的动机,而且在曹丕《邺中集》的基础上创新了体例,同时也启迪了王羲之《兰亭集》的编纂。魏晋之际,还出现了另一种形态的总集,如傅玄《七林》、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它们属于史学家的“采擿孔翠”,不同于文学家的文雅创造。

  魏晋时期的文学活动纷繁多样,呈现出魏晋文学的繁荣局面,而诗歌唱和是文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不妨说魏晋诗歌唱和是文学自觉过程中最鲜明、最生动的体现。

  (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12日 13版;作者:徐昌盛,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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