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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基于党的建设发展历史逻辑的考察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发布时间:201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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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多次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历史得出的基本结论。不断进行自身建设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胜利与历史性成就的制胜法宝之一。从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以来,党的建设成为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持之以恒不断推进的伟大工程。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中国共产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和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党的建设也从“伟大工程”转变为“新的伟大工程”。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也是实现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探讨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的伟大历程,对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思想建党——清除中国共产党实现革命任务的思想障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阻碍革命推进的党内思想问题,站在解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双重角度提出以思想建党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建设,从理论上规避了“在革命中领错路以致革命失败”的风险,形成了科学的认识路线和正确的革命路线,并在实践中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严峻的革命形势,党内思想问题严重影响党开辟正确革命道路、执行正确革命路线、防范组织生存风险及推进党的革命事业。

  一方面,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总体不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思想分化的困境和内部瓦解的危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刚脱胎于旧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尚难以完全抹除旧社会的印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使党具有思想封建性、作风官僚性、文化自卑性及组织分散性等特征。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虽已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身的指导思想,但在较长的时期内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党内对于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并指导中国革命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存在较大分歧。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思想分化的困境。代表大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等主要反革命势力,长期对中国共产党实施分化、打击和消灭的政策,“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反革命力量的武力威胁与心理攻势加剧了党内思想颓败的客观境况,导致党内投机革命的现象寻隙而生,叛党脱党等革命意志涣散的行为时有发生,中国共产党处于可能从组织内部开始瓦解的危险中。

  另一方面,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正确指导。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中,指出了彼时红军的党组织内部始终存在着错误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随后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对党内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红军党组织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党内的思想情况更为复杂,包括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以及盲动主义等多种形式的错误思想倾向。在由“反动政局走向崩溃及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这些错误思想严重制约着中国共产党指导红军贯彻执行正确的革命路线,以及担负起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任务。

  党组织复杂的阶级构造及党在幼年时期经验与理论准备上的不足造成党内严峻的思想问题,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化解思想危机、党指导革命胜利的根本措施。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基本方法,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精准把握了党内思想问题存在的原因:既肇始于党组织构成的阶级成分的复杂性,也缘于全党对这一问题“在思想上没有进行很彻底的讨论”,“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但根本原因是党在幼年时期经验不足、在建党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准备不充分,以及建党后因集中领导革命实践而缺少理论宣传,致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不够”,因而未能及时对不断涌入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予以彻底澄清和根本清除。抓住了思想建设就等于“抓住事物的根本”,事物的根本是其内部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深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紧扣党内的主要矛盾提出解决之策:党在这一时期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问题,务必以思想建党的根本举措清除党内思想问题的病症,要求通过“思想教育的方法”“思想建设”“思想教育工作”“党的宣传工作”等形式在全党宣讲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涤除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衍生的错误思想倾向,提高组织内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全党同志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增强思想的团结统一,保持理论认知上的清醒并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及其贯彻执行。

  思想建党为中国共产党推进自身建设和完成革命任务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也显现出相对的局限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加强全党的思想建设作为“解毒剂”澄清并消解了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确立起来,形成了具有科学理论指导、政治立场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领导力量与革命力量,有效解决了党内存在的思想问题,为探寻和坚持走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发挥了思想引领作用,为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和压迫,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与建立新中国提供了制胜法宝。然而,思想建党可能存在过度依靠思想灌输而对制度的规范作用重视不足,以及过度强调“自律”内省性而忽略“他律”强制性作用等问题;在开展党内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诸多的偶然性因素,对推行者纠正“偏差”的素养和领导权威有着较高的要求。如若缺乏科学有效的制度性监管机制,极有可能滋生个人崇拜风气、人治风气以及制度意识日渐消弭等问题。当然,就思想建党的不足与消极影响而言,思想建党的优势及其历史贡献是更为根本的。时至今日,思想建党仍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二、制度建党——坚定中国共产党聚焦发展旨归的科学判断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集中于产生危机的问题上”,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建设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谋求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诉求,强调“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制度建党加强了党的建设,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经济跨越式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看,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领导国家发展面临两大问题。

  第一,如何深刻剖析“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及其历史教训,以及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是关涉新时期党的建设全局和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及在此期间党的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度等被无视、破坏和践踏等现象,暴露出党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空场”,集中表现为“无法可依”的制度依据缺位和“有法不依”的制度遵循偏差。“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的“和平演变”策略,使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持社会主义正确道路面临更为严峻的西化分化危机。全党务必谨记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具有举旗定向的根本性作用,是关系到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极为重要问题,已然具有关涉新时期党的建设全局及社会主义存续与发展的关键意义。

  第二,如何保障党贯彻执行改革开放伟大决策、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是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另一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八大曾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要矛盾及党的全新历史任务作出科学判断,但因保障自身决策与意志沿循正确方向实践的制度体系尚欠完备,一系列合理决策无法实施致使党和国家的发展遭受重大挫折。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党内认识相对落后与实践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一次理性反思。这次反思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进一步构建党内制度体系提供了正确指引。但认识上的前瞻性并不能直接弥补实践上的不足,只有构建起制度化的实体性成果,“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一系列制度,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才能既确保正确认识也切中实践需要。同时,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也认识到,党作为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构成要素,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建构具有至关重要的能动作用。要满足当前人民谋求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新时期党的建设理应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务必要采取适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论断、执政党的全新历史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需要的更为稳健的党建思路,避免出现因政治问题尤其是党的建设问题带来的政治动荡、经济波动及社会失序的风险,在有效加强自身建设与保持政治稳定的基础上,以统一意志引导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实现推进国家发展的价值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对历史的理性反思和对现实的科学把握,提出以制度建党破解党的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制度建党成为保障党和国家决策统一、推进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稳定器”。党坚持以制度建设弥补思想建设的不足,以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为核心加强具有“硬约束”功能的党的制度体系;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形成的思想财富、智识经验及优良传统,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下来;既通过规范化的程序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要矛盾论”“初级阶段论”等党的科学主张和精准判断上升为国家意志,又以制度的稳定性保障改革开放等党的正确决策和战略的顺利实施。沿循制度建党的思维路径,党的十四大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要求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并指导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持续推进,不断推进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以制度建设坚持党的根本宗旨、优良传统和作风,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力图“在民主集中制、基层党组织建设、干部的培育和选拔等方面,进一步建立起科学的规章制度,形成适应新的历史时期所要求的新机制、新规范”。党的十六大以后,制度建党在实践中持续发力并不断深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与先进性建设出发,健全和完善党的各项工作制度、选举制度,逐步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巡视制度,致力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制度建党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保持自身方向不改、意志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整体事业,化解“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路线问题,以及承担起“执政、改革开放和反和平演变”的任务与挑战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自制度建党提出以来,规范党内生活的各项制度迅速建立,党自身决策的战略定力也以制度的实体性形式恒定持存,“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推动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由观念走向实践。此举既保证了中国政治局势长期的稳定性,适应了中国共产党力图更加平稳和规范地进行自身建设的要求,避免了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过程中再现“运动式整党”现象,也为中国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促进了人民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与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创造了由缺吃少穿到实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水平的发展奇迹。与此同时,制度建党与满足实践发展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的距离。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发展首先面临来自经济方面的巨大压力,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成为党的中心工作,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相对处于潜在状态。面对当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社会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任务,一定程度上放任了诸如制度执行及其监督和反馈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在党内的“乘虚而入”。制度建党关键在“建”,各项制度是否以及如何能够组成一个有机系统,是否能够相互衔接、相互配套并保持高效运转的问题是衡量其成效的重要标准。在面临经济改革与党的制度制定和执行的博弈时,经济发展这一更为紧要的矛盾往往导致“以一种非制度化的方式来推动党的制度化进程”。当然,制度建党与满足实践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的距离绝不能否定制度建党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意义,制度建党已经并仍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根本保证作用。

  三、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统一——探寻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历史条件的盘根错节使中国共产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和任务,来自多方面、杂糅交织的问题也给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与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增设了难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统一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维度,全面加强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深化发展。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统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问题意识、科学的历史观与高度的创造性。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不开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却存在着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能力以及进行自身治理能力相对不足的问题。

  第一,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不一致,折射出党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能力与水平相对不足的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不一致的矛盾更为明显,实际上反映出党的领导能力与领导水平的相对不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来,十八大以来的党的建设状况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未能及时跟上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党的历史任务的变化对其提出的新要求。“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应努力推进自我革命,以与时俱进的、较高的领导能力和水平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领域深化发展。但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中的核心要素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与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业已成熟并日趋完善的经济制度以及保障其运行的体制机制相比,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相对迟缓,确保制度生效的体制机制建设步伐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率先进行改革,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经济制度体系,实现了由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更为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转型。然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却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在步调上保持一致。尽管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硕果累累,但党内制度存在功能交叉、效力过时以及缺位失范等结构性问题;以“建章立制”弥补党内制度缺位问题,不免忽视了制度的整体功能,致使制度之间的配套衔接等问题不断积压凸显,党的诸多主张长期处于执行不力、效力失真的状态,党的制度难以发挥有效的执行功能。中国共产党亟待化解党的建设制度问题以提高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发展的能力与水平。

  第二,党内对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不清,反映出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能力与水平相对不足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全面提高,西方普世价值与资本逻辑对中国的渗透力度日渐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信念面临巨大挑战:中国在汲取世界发展的先进成果之余,承受着纷繁芜杂、良莠不齐的多元文化冲击,遭遇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思潮、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侵袭,资本逻辑主导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深嵌于社会的各方面。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大行其道,使“商品交换原则”悄然渗透于党内生活和部分党员干部的意识之中,在少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及党员中出现以贪污腐败、权钱交易为现实表征的“资本拜物教”现象,区域性、塌方式腐败更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产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与制度执行是双向补充、互为促进的关系,制度执行依赖于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果也要以制度的形式加以固定,但仍需在党内对两者间的辩证关系予以澄清。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对制度及思想与制度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趋于简单化、片面化,消解了制度的执行效力,从而使党陷入政治信仰退化、思想堕落和作风不良等治理困境。当下中国共产党既有能力也有必要洞悉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与新情况,对党内思想政治工作和制度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科学把握,加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能力与水平。

  鲜明的问题意识与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探寻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维度,创造性地提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统一。“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任务,从解决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的问题以提高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和水平,以及解决党内对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相互关系认识不清的问题,以增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能力与水平的目的出发,探求“内”“外”结合的整体维度,以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统一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步引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方位深化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加快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步伐,形成与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健全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相适应的,能够有效发挥制度整体功能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及保障制度合理运作的体制机制,增强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与水平,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带动经济体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领域的改革,保持经济发展在稳中求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统一路径精确定位到思想政治工作与制度执行的关系问题上来,探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维度,明确提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以思想政治教育与制度执行的双向互动推进党的建设,从思想上确立起全党对制度执行的普遍共识与高度认同,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思想教育的方法强化制度在自我净化过程中的“硬约束”功能,以思想政治理论工作的实体性成果扎牢制度的“笼子”,在制度层面构建起能够行之有效地破解党内利益固化藩篱的体制机制。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统一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与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担着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使命,在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基础上吸纳了优秀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提出以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统一化解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展现了其“全面推进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总体格局和辩证思维,凸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精神与价值诉求。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统一兼具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价值指向性,强调发挥思想教育和制度规范的合力作用,有效整合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软约束”功能以及制度规范和治理的“硬约束”功能,其核心要义在于既“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适应了中国共产党力求“内”(思想政治工作)和“外”(制度规范与治理)相统一的从严治党的双重维度。对囊括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制度和反腐败各领域的问题予以全面整顿的迫切需要,有效加强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实践教育、专题教育和学习教育活动制度化,促使党员的党性和理想信念更为坚定;党的选人用人状况和风气明显好转;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并巩固发展;党内政治生态更加清明、党内政治生活更加民主,党的作风更加优良、党的纪律更加严明。党的建设取得的系列成就为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党的历史任务与时代任务进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

  四、政治建设——全面增强中国共产党政治本领的根本要求

  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将目光聚焦于关涉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能力的根本性问题——党的政治建设问题,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与领导本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发展与创新。

  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以思想建党与治党制度的有机统一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这一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党内政治生活不严、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意识不强以及政治本领不高等三个方面。

  第一,党内政治生活约束与规范不够,与新时代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党内政治生态为党进行各方面工作提供了环境与空间,是否具有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密切关涉党的事业能否顺利开展。唯有规范有序的党内政治生活才能带来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尤其是“中央八项规定”颁布以来,党员干部中的不良行为作风得到了明显的规范和矫正,党内政治生活愈加趋于正常化,党内政治生态也愈益清朗。但“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越积越多,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亟须“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第二,党员领导干部的“四个意识”不强,与维护党中央领导权威、增强党的政治团结与统一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四个意识”,要求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树立起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以维护党中央权威并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中,政治意识居于首要地位,关涉“四个意识”的全局,决定着党员领导干部能否在政治上讲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在行动实践上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但一段时期以来,党内仍存在因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意识薄弱而出现的“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的阳奉阴违现象,以及因政治意识不强导致“四个意识”不足,进而削弱中央领导权威的现象。

  第三,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领导本领不高,与党以较高的政治能力与水平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从政治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全面领导的,其政治领导本领既关涉能否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也关涉中国共产党能否以较高政治领导能力与水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讲政治,不仅是一种态度和立场,也是一种素养和能力。”但党内仍存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觉悟不高、政治能力不足的情况,使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在全党同志间难以普遍而坚定地树立起来,也未能满足党以较高的政治领导能力与水平,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方向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

  党的政治建设居于首要地位,其统领党的建设总体格局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格局,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统筹党的建设全局,党的政治建设被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性工作予以推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以政治建设的决定性作用把握党的建设正确方向,力图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对系列问题进行根除。从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理想、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定力、政治意识、政治勇气、政治责任、政治任务、政治品质、政治能力、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政治底线等方面,加强党的政治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巩固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事业中的政治领导地位,正朝着把党建设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奋力前进;全面推进了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内政治关系建设、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等三项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增强了党的政治本领,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正朝着把党建设成始终“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努力迈进;“在坚定政治信仰、增强‘四个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向着政治团结统一、政治生活有序、作风纪律优良的形象转变,朝着把党建设为始终“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持续推进。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全面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的根本要求和创新举措,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智识经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其以党的建设问题为基本导向,对关涉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核心问题——党的政治建设问题的精准切中,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回答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讲政治、讲什么样的政治、怎样讲政治等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阐述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的智慧成果。中国共产党人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全面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是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作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化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性审视自身面临的“四大考验”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四种危险”的尖锐性与严峻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创新举措。

  中国共产党人在自觉认识及解决自身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问题的过程中,一以贯之地加强党的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所处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阶段性特征的科学认知与把握,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加强党的建设推进伟大梦想、伟大事业、伟大斗争的实现与胜利,仍是中国共产党努力推进的新的伟大工程。

  [本文选自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作者:刘田  刘同舫,分别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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